我是身份证号42最初的武汉人不是过街老鼠

“他们陷身于峰顶与深渊的中间，上不上，下不下。不是在那里过日子，而是在不住地浮沉，被遗弃在没有定向的日子里和毫无结果的回忆之中，就像一群漂泊不定的幽灵，除非甘愿生根于痛苦的境地，否则便无立足之地。”

戛然而止的归途

47岁的浙江人谢利安早就买好了1月23日下午3点半回义乌的高铁票，然而习惯熬夜的他，在23日凌晨2点多看到了央视新闻发出的通知：“自今天10时起，武汉全市城市公交、地铁、轮渡、长途客运暂停运营，无特殊原因，市民不要离开武汉。”

就这样，谢利安的回家过年的路途被阻断了，而此时的他并没想到自己日后会成为黄鹤楼公园地下通道里的“流浪汉”。

回不去，那就好好待在出租屋里吧。然而第二天下午，房东找到他，说谢利安打工的地方离华南海鲜批发市场近，感染的风险非常大，以防万一，不让他住了。谢利安有理说不清，让房东赔了违约金，说好剩下的东西等疫情结束再来搬，拖着2个行李箱搬到了好不容易才找到的酒店。

可是武汉封城得太突然，滞留的人太多了，住宿费越来越贵，谢利安遭不住，又搬了出来。没有朋友收留，找不到旅馆，不知不觉，谢利安就走到了黄鹤楼公园。在这里，他遇到了6个因为不同原因滞留武汉的人，大家蜷缩在地下通道里，懒得寒暄。

（图源：中国青年报）

城市停摆后，衣食住行都是问题。起先还能到饭店、小吃店解决一日三餐，店铺关门后，只能每天早上排队在超市、便利店抢自热饭、泡面，再后来，只能靠饼干、饮料等不用二次加工的食物来缓解饥饿。谢利安说自己从未如此窘迫，哪怕是刚来武汉打工的时候，他最起码每天都有热饭吃。

流浪在武汉，义乌老家的亲人最担心，母亲担心儿子吃住不暖，损害身体；妻子担心丈夫感染病毒，威胁生命；儿子则老问“爸爸你何时回来？”每次与家人视频通话，谢利安都尽量挑个看起来好点的背景，也总是嬉皮笑脸，安慰家人。可他也慢慢变得焦虑，不知道疫情何时能结束，自己何时能告别流浪生活，他实在太想念出租房楼下的石锅拌饭了。

因治病滞留在汉，陌生人伸出援手

李佳颖一家三口是因为母亲的癌症来到武汉的。母亲是乳腺癌，在九江治疗了2个月还未好转，经熟人介绍，1月15日，李佳颖带着父亲母亲自驾来到武汉，住进了某三甲医院。

1月20日，母亲做完手术，预后不错，但还需住院观察，临近春节，李佳颖计划着跟医生商量，能否让母亲回家过年。可是话还没说出口，武汉就封城了，回家无望。

在医院陪着母亲，医院有热水，食堂有饭菜，病房里有简易的折叠床，父女俩人倒也不至于过得窘迫。可是随着发热病人慢慢的变多，病房的需求慢慢的变大，医院开始清病房。

由于母亲手术效果好，医院便通知他们办出院手续。李佳颖不同意：“不是说还要留院观察吗？才手术完一个星期不到，出了事谁负责？”医院没有强迫，只是随叫随到的护理变成了每天傍晚5点的集中处理，医院人手不够了。

母亲病房在4楼，发热门诊在1楼，可即便这样，依旧能听到救护车、呼喊声等各种声音混合而成的嘈杂声，这对母亲的病情并不有利。看着身边医护人员的装备从一个口罩变成两层口罩，再加上帽子，帽子之后再卡上护目镜，李佳颖害怕一家人留在医院反而更容易被感染，住了12天后，李佳颖和父亲带着母亲出院了。

出院的时候，酒店已经不收客人了，一家人无处可去，在车里过了一夜。

（图源：中国青年报）

自己找不到落脚处，李佳颖便在网上发求助信息，有网友看到后，联系她，说可以提供空房，但前提是要注意防护和消毒。网友提前一天把钥匙放在约定的地方，李佳颖一家过去拿到钥匙便可入住。虽然全程没有见面。但李佳颖还是很感激，“在人人自危的情况下，他肯为陌生人提供住处，能遇到这样的人，我实在幸运。”

还会再来尝一尝热干面

“我当流浪汉还挺有天赋，睡过的地方你可能找都找不到。“

刘远来武汉不是务工，也不是看病或者上学，他是来旅游的，不过最终目的地是北京，武汉只是中转点。

21日下高铁，找到酒店歇脚，想着明天的游玩路线，刘远睡了个好觉。第二天要出门，酒店大堂前台看见了，通知他戴上口罩，可以的话最好还是不要出门了。“本来就是来旅游的，不出门怎么行？”向前台拿了个口罩，刘远打的去找网上攻略推荐的热干面老店，店员都戴着口罩，店里零零散散几个人，气氛安静却令人不自在。刘远快速吃完面“逃出”来，面是好吃的，只是这感受太减分了。

吃了热干面，又想去黄鹤楼、汉正街，这些都是网上极力推荐的旅游景点，但是一查，不是停止开放就是太远，无处可去，刘远折回酒店。无聊和前台聊天，得知疫情爆发迅速，刘远觉得不宜久留，在网上买了晚上8点飞北京的票，回房便闷头大睡。醒来时已经7：45，去机场也来不及了，刘远只好改签到23号下午，结果阴差阳错，刘远被滞留在武汉。

酒店每天都在涨价，刚住进去时一天120，慢慢地就涨到了200多，这家贵了就换便宜的，刘远在大大小小的酒店辗转了17天，实在没有多余的钱了，于是开始了流浪生活。

刘远先沿着街胡乱走，走累了就在角落里休息一下，晚上会去地铁通道过夜，工作人员赶他，他跑走没过多久又返回来。汽车站、电影院、购物广场、地下室、公园……刘远睡过的地方太多，甚至还“流浪”出经验：”建筑工地上最舒服，晚上太冷，可以拿工地上的铁板围出一块地，能挡风，还不会被发现，不过要小心铁板倒下来，我试过很多次，次次都没问题。公园也舒服，就是不能挡风，睡一晚上容易腰痛。“

刘远的流浪生活在第15天结束。2月23日，武汉市民政局开通疫情防控期间滞留在汉旅客临时救助申请线上通道，并公布了17个区的救助热线电话。刘远试着打过去，并顺利地住进了安置点。安置点由两层活动板房建成，简易却安全，每间房内配有高低床、独立卫生间，牙膏毛巾等基础生活配备也齐全，一日三餐有人专门配送。

工作人员在安置点为滞汉人员测量体温（图源：湖北日报）

刘远待在安置房内，看着每天慢慢的变多跟他一样被滞留在汉的外地人员被接来安置点，他觉得心里很暖：“我对武汉很陌生，这次还是以如此尴尬、令人无奈的理由留在这里，说实话，很难不产生对武汉的不良印象。但我知道大家都在努力，疫情来了，谁都无法置身事外，我也感受到很多温暖。希望我们都能快点挺过去，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来武汉，再尝一尝热干面。

只因为我的身份证号是42开头

安阳怎么也没想到，自己会因为武汉户口遭受不公平的对待。安阳户口在武汉，来北京工作2年，因为老家没有来往密切的亲人了，他已经2年没回武汉。

疫情爆发时，武汉被认为是病毒发源地，加上一些声称要“逃离武汉”的人带来的不利影响，武汉人能够说是成了全国最不受欢迎的群体。安阳一开始还会向朋友解释，武汉人并非都是如此，大家都是受害者，并非“过街老鼠”。朋友们还算明理，可是别人就不一定了。

安阳上下班需要经过高速，高速路口盘查慎重，外地车牌都要登记，湖北武汉的直接扣留。安阳的车是北京牌，可是安阳的身份证却是420湖北开头，工作人员因此为由把安阳扣下了，即使安阳有健康证明，无湖北地区出行记录。

（因身份证号是42开头遭受困扰的网友）

在广州工作的孝感人力力也遭受了“一刀切”的对待，半年未回湖北，无亲密接触史，无发病症状，她却无法进入超市采购物资。原因是安保人员查身份证，禁止湖北籍市民进入，力力很气愤，“这不就是地域歧视吗！”

因为是湖北籍，他们遭受了接受无休止的警惕盘问和不必要的“特别对待”，有人对此调侃：“以后会不会有研究证明，新冠病毒能够最终靠身份证号传染？”疫情防控到了关键阶段，可能大家都想做得更好、更细致一点，但也因此暴露出防控工作中的漏洞。

2月29日，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陈蓓在被问到湖北籍人员未离京被要求隔离等问题时，她坦诚地表示：虽然这些是个别情况，也提示我们要通过更精准的措施进行防控。

在战胜病毒的迫切需求下，我们似乎忘了病毒才是敌人，而不是湖北人、武汉人。他们也是受害群体，并不是囚徒或是流放者。我们常说“感同身受”，其实顺序应该调换一下，只有“身受”了，才能“感同”，我们或许应该反思自己是否也有一定的可能遇到这种遭遇，应当吗？

武汉封城已经第42天了，流浪在武汉的外地人和漂泊在外地的武汉人，仿佛镜子内外如出一辙的群像，折射出百感交集的形色经历。我们或许可以从镜子中看出什么，学到什么，但永远不要忘记，“人的身上，值得赞赏的东西总是多于应该蔑视的东西。”